國家外包,政府派遣 ── 勞動彈性化的另一個世界

分類: 國際櫥窗 | 作者:新國際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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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政治大學的學生社團踢爆學校清潔工的勞動權益,在層層剝削下處境嚴苛。自2001年以來,學校開始將校內的清潔工作,改由外包的清潔公司負責。根據近3年來的訪調發現,在雙方所簽訂契約中,雖然明訂所需工作人數為108人,然而實際上廠商只僱用71人,卻每月向校方請領全額款項。也就是說,承包廠商透過聘用較少的人數來完成原來的工作量,以增加勞動強度來賺取差額利潤。但是,清潔工的勞動條件並沒有隨著工作量增加而向上調整,每月實際薪資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的1萬6千元;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卻只能夠休息1天,每月超時工作將近25個小時,卻領不到任何的加班費。

文◎劉侑學

全球化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學術圈熱門的題材。基本上全球經濟的整合,產生前所未見的競爭與風險,企業經營型態被迫作出調整,人力運用彈性化常成為組織主要的對策之一,所以國家對於就業市場的去管制化,被認為是維持競爭力的唯一出路。

「政府再造」與「民營化」政策

然而,過去對於勞動彈性化的論述,往往聚焦於私部門的發展趨勢,相對忽略政府其實在全球化浪潮下,也是勞動彈性化的重要標的。台灣政府這些年來打著「組織再造」與「精簡」的大旗,宣示將達成效率與競爭力的目標,不遺餘力地推動「政府再造」(reinvention government)與「民營化」等政策,以遇缺不補、員額總量管制、所有權轉移等作為施行的措施。在現行無法擴編公務人員人力的限制下,轉向將非正式人員如約聘僱、臨時人員、外包和派遣勞動等用人制度引進公務體系中,國家這時不只扮演勞動彈性化的推手,更是非典型工作的最大用戶。勞委會在2006年的一份調查報告裡就明確指出,公營事業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的比例高達41.2%,相形之下民營事業單位才7.3%。顯然,我們在討論勞動彈性化的時候,不得不瞄準「國家」。

目前存在於公部門的僱傭形態主要可分為公務人員、職工、臨時性、約聘僱人員和派遣等,不同類屬人員的勞動條件、保障程度、權利義務並無相同的標準。根據銓敘部統計資料指出,到2008年為止,約聘僱人員人數為27,979人,佔公務人員人力的3.44%。若將公務人員扣除公立學校教師、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約聘僱人員的比例佔全體的10.5%。若採用國外(德國、美國、日本等)契約性公務人力算法,也就是聘僱人員、駐衛警及職工的總數,已佔全國公務人力高達20%,比例名列世界第三或第四。

另外,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8年5月統計資料,行政院所屬機關(含事業機構及學校)現行運用勞動派遣總人數約有17,504人。而現行各機關運用勞動派遣人數與機關正式預算員額總人數相較,其比值約達1:20,顯示出政府機關運用勞動派遣情形十分普遍。

勞務採購的社會惡果

1998年,隨著勞動基準法的擴大適用及政府推動組織再造,公務機關開始推行精簡人力,於是業務外包,勞動派遣開始出現在公部門。而依據政府採購法流程所購買的派遣人力,卻出現甚多失序的現象。為數不少的公家機關於適用勞基法前將僱用的臨時工集體資遣,並轉由派遣公司僱用,表面上雖然無任何的改變,勞工依然在原本的場所繼續提供勞務,然而其雇主卻已經交接,且一再轉掛於每一年得標的承包廠商。

去年,政治大學的學生社團踢爆學校清潔工的勞動權益,在層層剝削下處境嚴苛。自2001年以來,學校開始將校內的清潔工作,改由外包的清潔公司負責。根據近3年來的訪調發現,在雙方所簽訂契約中,雖然明訂所需工作人數為108人,然而實際上廠商只僱用71人,卻每月向校方請領全額款項。也就是說,承包廠商透過聘用較少的人數來完成原來的工作量,以增加勞動強度來賺取差額利潤。

但是,清潔工的勞動條件並沒有隨著工作量增加而向上調整,每月實際薪資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的1萬6千元;每日工作8小時、每週卻只能夠休息1天,每月超時工作將近25個小時,卻領不到任何的加班費。

同時,政大校方與金都公司的合約書中,金都公司所檢附「投標標價清單分析表」中,估算每一位清潔工人力價格分析,根本未將勞工退休金制度雇主必須為每人依法提撥薪資6%的退休金成本估算進去,「在合約書中明顯且公然違法。」學生指證歷歷。

在低價競標的遊戲規則下,承包單位必須盡量壓低成本,以更精簡的人力,來分擔更多的勞務,甚至,透過以不負擔法定雇主義務的違法方式獲利,而將最低標的制度惡果,轉嫁由底層的勞工來承擔。

或許,我們該進一步追問的是:直接僱用不行嗎?為何要多個毫無付出的中間人來瓜分?

長久以來,國家體制存在著不同的鬥爭,從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共產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對於國家的治理範圍有著相異觀點。但伴隨全球化的發展,嚴重地限制個別國家在處理經濟與社會議題上的能力,導致在面對經濟危機、與日俱增的福利需求、財政困境、回應人民的能力降低,削弱其在統治上的正當性,成為國家的治理邊界後撤的主要理由。

被淘空的國家

走過福利國家的黃金年代,「政府再造」、「民營化」成為解救福利國家頹勢的一帖良藥,強調效率、彈性、市場以及消費者導向的理念,在公共服務中引進市場化競爭機制,將帶來經濟與效率上的好處;它並且宣稱,組織與人事的精簡、彈性化,可以改善傳統政府科層效率不彰的問題。

但實際上,我們發現來自政府對於成本節省和效率促進的說法根本是誇大其詞,反而付出更慘痛的負面社會後果。公部門大量使用「業務或工作外包」與運用派遣勞工將嚴重衝擊就業穩定與工作型態的發展。英國學者威廉‧摩根(William W. Morgan)等人指出,「工作安全」(job security)傳統上被視為公部門就業的特色,然而,過去的20年公部門開啟重組的步伐,導致公共就業安全的不確定性增加,失業風險提高以及勞動條件的降低。只是,負面的社會成本總是不會出現在政策評估的衡量標準中。

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風潮席捲各國,成功阻礙並逆轉國家的擴張,以減少對於經濟、市場的干預,來達到效率極大化的目標,「民營化」就是推動「改革」的首部曲。惟許多研究已經證明「民營化」的結果非但未達效率,圖利財團、打擊工會、拍賣國家責任的檢討、質疑聲浪未曾停歇。然而,當我們還在質疑政府所有權移轉的過程、以及承擔其遺留惡果的時候,「改革」的二部曲已悄然上演。這次,他們開始出售:工作職缺。

國家被淘空之後,既有的政府職責被企業壟斷、取代,人民利益、社會正義在財團逐利的前提下遭到犧牲;遺憾的是,在負面的效應不斷浮現之際,卻從不見國內政治、學術菁英對於這些議題的省思。但,如果多數人民不願挺身抵抗意識形態而來的侵蝕,那麼可預期的,我們將被這一波潮流所吞噬。

【新國際小辭典】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於2005年4月19日在台北成立,成員以青年學生為主。其主旨在監督政府或企業集團是否落實對勞工權益的法令保障,要求麥當勞、統一超商等大型企業應做為社會楷模,提升員工待遇。聯盟時常召開記者會,向公部門陳情、抗議,陪同權益受損的打工族、勞動者與雇主談判、協商。2007年7月1日,聯盟的努力有了初步的成果:10年以來不曾增加的法定最低時薪由66元調漲為95元。聯盟表示:這終歸是一個成果,但不盡完滿。終歸是個成果,因為改善打工族時薪過低的現象正是聯盟成立的初衷,不盡完滿是因為深知在台灣當前狀況下,勞工若不積極團結、捍衛自身權益,任何法律條文上的保障都只會是惡劣雇主忽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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