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的意義及其流變

分類: 國際櫥窗 | 作者:林深靖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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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從馬克思或鄂蘭的論述導出「勞動終結」的提法。不過,在現實上,職業生活、受薪者的「工作」畢竟還是現代人生命最密集投注的部分。擁有一份工作,不僅是生存的依據,同時也是社會身分的表徵。如今,面對彈性化風潮下的勞動環境,如果我們還不願放棄爭取勞動者的自主性、公共空間參與和社會凝聚功能,那麼,至少有兩個途徑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

文◎林深靖

199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全球化的風潮改變了商品交易和金融流通的速度,也改變了勞動的性質。在商品和金融貿易的各種管制和障礙和不斷被彌平的同時,勞動也不斷朝向鬆綁、彈性化發展:臨時工、短期工、替代工、兼職工、派遣工的勞動模式大量取代了契約保障的固定勞工。社會中「窮忙族」數量大增,「貧困的勞動者」和「脆弱的受薪者」成為普遍的現象。在這種狀況下,所謂「勞動的意義」當然要重新被檢視。

勞動是國家財富的來源

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後,首先針對「勞動」加以研究並賦予意義的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和法國的尚巴帝思特‧謝(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蒸汽機動力發明之後,十八世紀的歐洲工業迅猛發展,他們在這個工業化的新時代一致觀察到:「勞動是國家財富的來源」。他們認為,勞動可以使個人致富,同時也讓國家的資源得以不斷積累。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eim, 1858-1917)則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勞動的意涵。他指出,勞動的社會功能並不僅只是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財富的積累,勞動者各司其位,各盡其能的「分工」模式,實質上也具有凝聚社會、創造社會和諧的功能。他認為,勞動者的分工讓每一個體彼此之間產生互補的功能,就像軀體內的各個器官,彼此相互連帶、相互需要。因此,勞動是和諧社會的來源,和家庭、學校、宗教的角色同樣重要。

談到勞動價值、勞動意義,當然不能忘記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馬克思的說法相對而言,更為細緻。他一方面肯定勞動的價值,勞動可以是自我實現的一個方法。勞動者的形象其實就是回歸到「人做為工具製造者」(Homo faber)的本質,人透過勞動掌控自然並將個人的努力物質化為生產的品項。

但是,馬克思又更進一步指出,人要透過勞動實現自我,其勞動必須有一定的自主性。可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下,勞動者做為生產者,卻被生產工具擁有者所壓制,被資本家所奴役,於是就在社會病理學上發生「異化」的現象。由於資本家奪走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勞動者的貧困、廉價和他們在工業時代巨大的生產力形成強烈對比。勞動者面臨雙重「異化」的困境。就經濟觀點而言,他們被剝奪了自己創造出來的財富;就社會學觀點而言,他們被迫必須勞動才能勉強維生。在如此情境之下,人們勞動的意義被剝奪,連要做為原初的Homo faber都有疑義!

「有保障的受雇者」和「可拋式受雇者」

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對於勞動的意義有更進一步的質疑。她認為,人做為一個行動的生命(vita activa),物質的生產活動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她也不認為勞動可以做為自我實現的方法,譬如,掃街者每天反覆清掃同樣的街道,這有什麼「自我實現」可言?她說,真正的社會病態是賦予勞動過多的價值,以至於許許多多其他組合成vita
activa的要素都要遷就於勞動的思維。但是,在工業化社會裡,在不斷複製、更新的商品邏輯中,人做為Homo faber,其勞動生產的特性幾乎被全面淹沒。她認為,人的生命真正要有意義,就必須要投入行動,只有介入公共空間、介入政治,人才能彰顯其特性並實現其自由。

馬克思和鄂蘭對勞動意義的反思或質疑,迫使我們必須更深刻地去檢視當代勞動的內涵。也就是說,若是要回歸到人的基本價值,減少「異化」,那麼,受薪者的勞動就必須擁有更高度的自主性和更寬闊的政治空間。

了自主性和政治空間的需求之外,涂爾幹所強調的因「分工」而產生的社會凝聚機能當然也值得我們重視。但是,自從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強調「科學分工」的泰勒生產模式大行其道,勞動者在精密規劃的生產線上被零碎切割。在產能和利潤均大幅提高的同時,勞動者的地位卻大幅滑落,更甭談自主性和公共領域的參與。法國社會學家喬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 1902-1977)曾經對英國的紡織工廠做過細密調查,他發現,光是一件背心的生產,就被切割成65個不同的生產單元。背心產量大增,但是釘鈕扣、縫袖線等個別單元的工人不再覺得產品與他們有任何關聯。對於有專長的工人而言,勞動喪失了意涵,零碎化、機械化的工作也讓們對喪失了責任意識和滿足感,工人的情緒日趨低落,「分工」的社會凝聚功能隨之消散。

1990年之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彈性化浪潮,僱傭關係和勞動的性質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是企業整併成風,造成大量解雇,失業者數目激增。另一方面是經濟活動越來越不規範,企業主和勞動者之間的雇傭關係日趨鬆動,所謂彈性化工作讓勞動市場變得更加零碎。即使是在勞動者之間,也被切割成「有保障的受雇者」和「可拋式受雇者」。前者受到勞動契約和法令的保護,後者則像免洗餐具一樣,一次性使用,用後即丟。勞資矛盾,有時候竟然轉換成不同性質受雇者之間的矛盾。台中國家美術館最近的抗爭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見本期《新國際》)。

兩個有待努力的途徑

有人從馬克思或鄂蘭的論述導出「勞動終結」的提法。不過,在現實上,職業生活、受薪者的「工作」畢竟還是現代人生命最密集投注的部分。擁有一份工作,不僅是生存的依據,同時也是社會身分的表徵。如今,面對彈性化風潮下的勞動環境,如果我們還不願放棄爭取勞動者的自主性、公共空間參與和社會凝聚功能,那麼,至少有兩個途徑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

其一是,要求社會重視勞動彈性化的問題,必須修法、立法保障臨時工、短期工、替代工、派遣工的權益。自19世紀末期以來,是工會和國家透過抗爭、協商、立法,共同推動勞動者保護網絡的建構,我們必須再一次透過集體行動的手段,讓大眾意識到「可拋式勞動」對整體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要設法將彈性化的勞動者納入保護網絡之中。

其二是承認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勞動的意義被過度張揚,從物質的生產到財富的分配,從個體的自我實現到社會的凝聚,都要算到勞動的帳上。但是,如果勞動的零碎化、彈性化讓上述的功能都已逐一消失,那麼,我們勢必要從其他的領域找尋自我實現的可能,找尋個體的共同歸屬感。鄂蘭所提到的政治介入和公共領域的參與當然是一個方式。那麼,在新形態的勞動條件下,我們應該積極爭取的應該是「縮減工時」,一方面讓勞動者有更多餘裕介入公共領域,另一方面是藉由縮減工時來降低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壟斷性地位,提高非生產性活動(譬如教育子女、休閒、社團參與、藝術創作……)的份量。如果這樣的觀念能夠逐漸形成共識,並從而調整勞動模式和社會財富分配的方式,那麼彈性化勞動也許反而有助於加速推動工時的縮減。總而言之,當勞動條件改變導致勞動意義模糊、流失時,我們只好從另一個面向,重新展開意義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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