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亞洲與世界

分類: 國際櫥窗 | 作者:新國際 | 2 Comments »
日期: | 語言:

儘管共產黨保證正在將農民的土地權制度化,許多人仍擔心新政策將合法化已經大量發生的非法搶地過程。他們警告這將:「創造少數地主和許多沒辦法存活的無地農。」[5]中國鄉村如此劇烈的轉型,如果從其他國家完全鬆綁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經驗來看,這種憂慮的確不是無中生有的。總之,單純分配金錢以刺激鄉村需求,不可能抵銷鄉村發展受制於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結構型從屬關係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鄉村地區減緩貧窮的停滯…

文◎瓦丹.貝洛(Walden Bello)

譯◎陳思穎

【編按】

本文是瓦丹‧貝洛2010年6月10日應邀來台演講的內容。貝洛是國際知名的社會學家與政治家。2003年,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的Le Right Livelihood Award將當年的獎項頒給貝洛,以表彰他「有利於地球及其住民的視野和工作」。

貝洛於1945年生於菲律賓首府馬尼拉。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即積極介入菲律賓民主化運動,帶領非暴力抗爭,曾因此在美國入獄,也被馬可仕政權列入黑名單。在漫長的流亡生涯中,他不僅堅定地與菲律賓專制政權對抗,同時也是國際反核、反戰運動的要角。在亞洲,他帶頭要求美軍從菲律賓、南韓、琉球的領土撤除其既有的基地。

1995年,他創立「關注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匯集亞洲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組織,整合政策研究、倡議、草根行動的力量,針對企業主導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進行分析和批判。「關注全球南方」目前在泰國、菲律賓和印度都設有辦公室。從反全球化運動到另類全球化運動,貝洛不僅是理論上的導師,也是行動的先鋒。1999年西雅圖反WTO示威,他遭美國警察毆傷;2001年熱那亞反G8行動,他被義大利警方逮捕。

貝洛也十分關注第三世界國家龐大外債的問題,是現任的「全球減債聯盟」(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主席。他同時也是菲律賓「公民行動黨」(AKBAYAN)的國會議員,在2010年5月的大選中再度當選連任。

貝洛的主要著作有:《受困的龍:危機中的亞洲經濟奇蹟》、《黑暗的勝利:美國與全球貧困》、《全球金融:關於整治投機性資本市場的思考》《脫全球化:新世界經濟的理念》、《宰制的兩難:美帝的消亡》…等。(林深靖/《新國際》主編)

首先,我想感謝浩然基金會邀請我來台灣;上次我蒞臨台灣是22年前,停留了6個星期,為了我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受困的龍:危機中的亞洲經濟奇蹟》(Dragons in Distress: Asia’s Miracle Economies in Crisis)做研究。儘管之後我沒有繼續深入台灣的經濟發展,但是剛好最近讀到了這個島上的發展情形,發現許多我過去在書中提到的負面影響,如台灣產業的空洞化等,在過去20年間已經惡化。

亞洲資本讓人成癮

今晚我要談的主題不是台灣,而是「當今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亞洲和世界」。亞洲在世界經濟的角色已經成為過去幾年來的重要討論主題;有時候該角色是正面的,但也有時候是負面的。

例如在危機發生之始,許多分析家認為亞洲給予美國的大量貸款是讓美國消費者生活開銷超出限度的關鍵因素,故讓本應早點出現的金融泡沫延遲發生。

某些經濟學家將亞洲資本貼上讓人成癮的標籤,有些則說因為亞洲國家以中國中心有效地結合為經濟體共同體,而當美國的需求萎縮,中國可在全球需求中扮演替代角色,故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救星。這就是所謂的「彼此脫鉤」(decoupling)。

儘管期望如此,實際上發生的是亞洲出口導向經濟停滯,進入蕭條,或者像中國般,受到美國經濟崩盤影響,從2008年的最後一季到2009年的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大幅衰退。

不過今年初再度出現亞洲可以成為世界救星的說法。當美國和歐洲經濟繼續處於蕭條或疲弱的濟成長,亞洲國家看似已經大幅復甦。今年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2%,台灣幾乎13%,新加坡32%,泰國12%,菲律賓則是幾乎8%;相對地,歐洲和其他國家正展開的是第二波的全球危機,許多政府面臨選擇破產,或選擇可能造成嚴重蕭條和高失業率的大幅緊縮方案的兩難。與此相較,亞洲政府的財務表現相對優異,再次讓所有對亞洲的目光聚焦在亞洲,期待其成為全球經濟的救星。

我想要先提出有關這議題的樂觀看法。沒錯,經濟成長幅度又增加了。其中,政府投入的振興經濟費用是近來增長的背後主要因素,中國的需求部份帶動了亞洲區的高成長率,如同中國在90年代末期引領亞洲國家脫離亞洲金融風暴。

中國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開始了,這是沒有疑義的。5千860億美金的振興經濟方案,以經濟規模來比較,比歐巴馬在美國的7千870億美金的振興經濟資金還多。做為出口導向工業的中國沿岸得到的資金不多,反而是鄉村直接獲得大部分資金以促進內需,而且很明顯地,目前暫時是如此。

但我接下來要談的是兩個應列入考量的重點。

首先,中國的領導階層對轉移策略,從出口導向成長到內需帶動成長的說法是認真的嗎?或者聚焦在內需市場只是權宜之計,只是出口市場復甦前的暫時方案?

第二,假定這項轉移具策略性,以鄉村內需帶動的成長,不只推動中國經濟成長,也推動中國成為全球需求的動力,可持續性有多高?

踩在農民肩膀上的經濟發展

有關第一個問題,似乎當投資在促進國內消費被吹捧為經濟成長新策略時,出口經濟仍舊是經濟支柱,而且,西方國家的出口市場似乎仍是中國經濟的未來關鍵。於是,維護特定受惠經濟階級利益的整個出口導向產業部門,在過去30年來興起與鞏固,這也就不意外了。這個部門的全球化,不僅受到在地資本的支持,也受到國際資本的支持。所以在全球經濟出現復甦徵兆時,很自然就斷定此部門為主導性角色。許多人認為北京至今拒絕人民幣升值,主要原因就是:出口部門仍是其首要考量。

不過,將經濟策略重心轉移到國內與鄉村內需,是可持續的嗎?

請容我說,以鄉村需求取代出口市場的問題是,即使再加碼1000億美金,振興經濟方案也不可能抵銷過去25年來,為出口導向和城市發展為主的工業成長而犧牲農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再容我用幾分鐘來討論中國轉向農村的突兀點,因為把重點放在供需的經濟學家,常常忘記體制和結構是缺乏彈性的,我確定你們在座當中有許多人熟悉我將提到的中國鄉村政策的大致狀況。

諷刺的是,中國過去30年的崛起,是從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鄉村改革開始。農民希望結束毛澤東時期的公社制度,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政策則運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此方案下,每戶獲得一塊耕作的土地,而允許每戶在將部分收穫以各省決定之公定價和量賣給政府部門後,保留剩下的收穫;或者直接以現金繳稅,剩下來收穫可以留作自己用,或賣到市場。中國的相關學者有個共識,認為當時是農民的美好時期,農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5%,農村的貧窮人口從33%減少到11%。

然則,以沿海為基礎,出口導向工業帶動中國經濟快速整合至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終究結束農民的黃金時期。該策略在1984年第12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推動,根據農村發展學者陳貴迪和吳春桃的說法,這是踩在農民肩膀上建構城市工業經濟的重要元素。[1]

城市工業發展策略造成的結果是絕對的。農民的收入從1978年到1984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5.2%,到了1986年到1991年平均降低率為2.8%。儘管在90年代初期有些許回升,但農村收入的停滯在90年代後期相當明顯。相反地,城市收入在80年代中期已經超過鄉村收入,在2000年以前,城市收入平均是鄉村收入的6倍。

鄉村收入的停滯,是因為政策造成農業部門的工業投入成本增加、農產品的價格下滑以及稅賦的增加,上述因素的結合,農村的收入遂被移轉至城市。

官僚像怪獸般成長

榨取農民盈餘的主要機制是課稅。1991年以前中央政府向農民課149項農產品的稅賦,然則,中央的稅收還遠遠不及層級較低的政府機關所吞噬掉的,因為,地方層級政府也開始課稅並收取各項費用。這幾年,各級鄉村地區政府共將269項農產品課以稅賦,並收取各式各樣的行政費用(通常是任意加諸的)。根據上級規定,賦稅和費用不應該超過每位農民收入的5%,但實際上數字常常遠大得多,有些農業部門的調查發現農民的稅賦負擔為15%,也就是官方規定上限的3倍。

如果農民的公共健康照顧可以改善、可以得到更多更多教育、農業基本建設之回饋,那麼,增加的稅賦可能還可以承受。若是缺乏這些具體的福利,農民所缴的稅,基本上是在補貼陳貴迪和吳春桃所指責的地方官僚,於是,農民的稅賦「讓官僚怪獸般的成長,讓那些除了從農民身上搾取更多,卻什麼也不會做的無數官員得以到處流竄。」

除了受制於投入成本增加,農產品價格滑落和更密集的苛捐雜賦,在以城市工業發展為核心的經濟策略之下,農民更是首當其衝。根據一項報告:「為了開路、蓋機場、水壩、工廠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公共或私人的投資,4千萬農民被迫離開土地[2];此外,每年還有2百萬人被強制遷移。」另外有研究指出的數據更高,在2004年以前,共7千萬農戶(若以每戶4.5人計算),也就是有3億1千5百萬人因為土地的搶奪而被迫遷離。

這些負面影響,可能因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刪除農產品配額和關稅,相較之下,顯得似乎不是那麼重要。中國加入WTO的成本相當大,且不符比例。政府大砍平均農產品關稅,從54%到15.3%不等,相較於世界平均的62%,顯然是砍過頭;這也讓商業部長吹噓(或埋怨)道:「歷史上沒有一個WTO會員國在這麼短的時間刪除如此大的關稅。」

WTO協定反映了中國目前的優先策略。如果政府選擇讓其大部分的農業處在風險中,如大豆和棉花,是因為共產黨希望讓全球市場能為其工業產品出口開放或保持開放。

此貿易的社會結果完全可感受,但是立即的效果已經足夠警惕我們了。多年作為一個糧食淨出口國後,2004年中國出現了農產品貿易逆差。棉花進口量大幅飆升,從2001年的1萬1千300噸到2004年的198萬噸,整整增加175倍。中國的棉花農受到嚴重衝擊,而蔗農和大豆農也不遑多讓。根據香港樂施會(OXFAM)2005年發表的數據,廉價的美國棉花進口後,造成中國農民2億零8百萬美金的損失,和72萬人失業。貿易自由化也可能是2000年到2004年減貧效果嚴重拖延的原因。

驅動全球消費的引擎

過去幾年鄉村資本主義的轉型,以支持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優先考量,已經不只推動了共產黨將農業貿易自由化,也推動了優惠佃農和小農的類社會主義財產制度鬆綁。該過程包括鬆綁公部門對土地的控制,以邁向完全的私有財產制。該想法是讓土地權可買賣(也就是創造土地市場),所以最有「效率」的生產者可以擴張其土地。美國農業部的刊物委婉地說:「中國正在加強農民的權利;儘管還沒擁有完整的土地,讓農民仍可以租地,鞏固其土地,並達到規模效率。」[3]

土地權的自由化包括在2003年通過農業租賃法,減縮了村內公權力重新分配土地和給予農民30年繼承權和販賣租賃權以獲得可耕地的能力。土地使用權的買賣,讓土地的私有財產在中國重新建構。當提到「家庭農戶」和「大農」時,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替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背書,取代過去以小農為主的農業。就像一位擁護新政策的人所言:「改革將創造規模經濟;提升效率和減少農業生產成本,也解決移民到城市者遺留下來的閒置土地問題。」[4]

儘管共產黨保證正在將農民的土地權制度化,許多人仍擔心新政策將合法化已經大量發生的非法搶地過程。他們警告這將:「創造少數地主和許多沒辦法存活的無地農。」[5]中國鄉村如此劇烈的轉型,如果從其他國家完全鬆綁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經驗來看,這種憂慮的確不是無中生有的。

總之,單純分配金錢以刺激鄉村需求,不可能抵銷鄉村發展受制於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結構型從屬關係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鄉村地區減緩貧窮的停滯,和中國農民結構性地缺乏購買力。要讓中國鄉村成為國內和全球復甦的發射台,將需要根本的政策轉向,且政府必須抗拒圍繞著依賴外資和出口導向工業的特定利益,不管是在地或國外的。

北京已經在過去幾年多次提到鄉村的「新政」,但是實行政策,讓說辭成為事實的政治意願徵兆少之又少。在此狀況下,就算中國鄉村需求可能幫助減緩中國在全球蕭條下受到的影響,中國農民也不可能取代目前破產的美國消費者,成為驅動全球消費的引擎。

中國農民不可能成為全球需求的來源,美國消費者處在嚴重的債務問題中,而歐洲的結構調整方案又可能大幅抑制消費需求,那到底有什麼可以成為全球經濟動力的支持來源?

我認為這個問題促使我們批判地審視全球化經濟的基礎。全球化經濟築基於出口導向的成長,同時開發中國家受鼓勵,以為出口市場生產作為經濟策略。這些市場主要是富有的北方國家的市場。由於勞力具競爭力,而農村又是便宜勞動力的來源,許多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加劇,惡化了國內市場作為需求來源的可能性。

當然中國是這項過程的標準範例,其生產和國家的消費脫節,導致一旦全球經濟出問題後的多種斷層,就像過去3年所發生的一樣。

浪費危機,是很糟糕的

這種經濟模式有另一個不會較小的問題。注重出口,代表的是密集運輸,也就成為全球暖化的主要肇因。比如在美國食用的一盤食物,從產地到餐桌平均旅行了1500哩[6],而運輸又需密集使用石化燃料,根據2006年的數據,運輸佔了全球溫室氣體(GHG)排放的13%,以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7]

減少依賴出口的全球經濟可以大幅減少碳排放,緩和氣候。2009年是過去40年來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幅度最多的一年。[8]在紐約、新加坡、里約、首爾的港口,好幾千輛貨船閒置,代表的是80%海運需要的高碳的C級重油使用量大幅減少。空運的減少代表的是近幾年增加最快的溫室氣體來源──航空燃油的使用也大幅減少。

為了回應出口導向全球經濟的崩盤,中國等許多國家的政府開始轉向國內市場,透過給消費者錢花用的振興計畫,希望經濟復甦。這伴隨著全球化生產結構的撤退,或者「去全球化」。《經濟學人》也寫道:「全球經濟的整合幾乎在每條前線上撤退了。」該雜誌指出,一旦企業繼續相信全球供應鏈的效率時,「就像每條鏈,也不過和他們所連結的最弱者一樣強而已。如果企業決定像過去一樣的方式生產,危險就會發生。」

對許多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環保人士和生態經濟學家而言,出口導向的全球經濟連結鬆綁,也就開啟了機會,轉向友善氣候和感知生態的組織經濟生活方式。他們認為全球運輸的石化燃料密集模式只是所有問題的冰山一角。環保人士堅持經濟模式的轉變;全球經濟必須從基本上由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的驅動模式,轉為適當或低度消費的真實需求,與基於永續和分散式的生產過程。

事實上,許多人說,若是不指出資本主義內含的環境破壞驅力,就無法嚴肅面對氣候的問題──資本主義無止境的競逐,被追求利潤的慾望所驅動,將活生生的自然變為死亡商品。不過這應是另一個演講的主題。

我的總結是,尋求某些人,無論是中國農民或是巴西中間階級,來替代破產的美國消費者並重新啟動消費,這終究是幻象。但也讓我們不要浪費這個追求幻象的機會。引用一位歐巴馬的顧問所說的:浪費掉危機,這是很糟糕的。讓我們利用危機,讓危機驅動我們去尋求更可持續的經濟體系,無論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或是在全球的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hen Guidi and Wu Chantao, 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2]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3] Bryan Lohmar and Fred Gale, ‘Who Will China Feed?’, Amber Waves, 2008, June. Available at

http://www.ers.usda.gov/AmberWaves/June08/Features/ChinaFeed.htm.

[4] Lu Zixiu, an expert on rural affairs, quoted in Antonaneta Bezlova, ‘Flirting with Land Tenure Reforms,’ Inter-Press Service, 13 October 2008.

[5] ‘China Liberalizes Farmers’ Land Use Right to Boost Rural Development,’ Xinhua, 19 Octo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10

/19/content_10218172.htm.

[6] Leopold Center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od, Fuel, and Freeways”; http://www.leopold.iastate.edu/pubs/staff/ppp/food_mil.pdf

[7] Clean Air Initiative, “Transport and Climate: Bridging the Gap”; http://www.cleanairnet.org/caiasia/1412/article-73428.html

[8] Breakthrough Institute, “The Global Recession is Expected to Drive the Biggest Annual Drop in Global Gas Emissions in 40 Years”; http://www.poweracrosstexas.org/node/104


★ 本文為個人觀點,不代表大眾時代立場。 引用網址 Tags : ,

將此網頁加入【百度收藏】... 加入此網頁到【del.icio.us 書籤】 technorati

2 Responses to “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亞洲與世界”

  1. ...... Jessica Says:

    經濟的發展是如此環環相扣,對於大眾媒體中常有人提出片面純然樂觀的單純想法,總覺得捏一把冷汗。
    既得利益者所緊緊抓住的權力與金錢,是否真能造福數億人口生存壓力的國家呢?!

  2. ...... Grace Says:

    文章裡寫了很多我從沒想過的事情
    希望危機就是轉機瞜

Leave a Reply

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