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維亞:原住民族主義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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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治和社會行動者存在這樣一種法團性分裂的時候,只有總統才能夠代表普遍性,就像唯有他才被看作是能夠為任何創新的政治方案提供必需的總體遠見的人一樣。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莫拉雷斯的領導地位正促進人民在與社會運動的永久談判中作為政治和社會主體(除了大眾理論家們所捍衛的多重性)的團結。他的領導形式反映出許多的領袖魅力。然而,如何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過程中保障公共爭論和社會參與這個問題尚不明晰…

文◎巴勃羅‧史蒂芬諾尼(Pablo Stefanoni)

埃爾維‧多艾爾托(Hervé Do Alto)

在過去的幾年裡,玻利維亞一直在把自身改造成集體行動、社會爭論和「自下而上」地加強政治替代的超常實驗室。社會和政治如何相結合呢?目前,關於這個問題(包括經常存在的權力問題)的全部理論正在發現一個證實或反駁的經驗領域。玻利維亞的經驗向它們注入了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學實在論。

控訴「帝國干涉」,維護原住民文化

玻利維亞已經形成了一種基於大眾的新原住民族主義,包括承認這個安第斯地區亞馬遜流域國家當前變革進程的中斷和連續。這為「作為人民主權政治工具之社會主義運動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Instrumento Politico por la Soberanía de los Pueblos)帶來了2005年12月18日的選舉勝利,使莫拉雷斯(Evo Morales Ayma)登上了總統寶座。

然而,在20年的新自由主義霸權之後,玻利維亞政治左轉的內容是什麼?目前執政聯盟的「政治工具」在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性質是什麼?一項成功的後新自由主義和民主化方案又存在什麼樣的可能性和侷限呢?

2005年12月18日的選舉勝利把一個新的民族主義左翼送上了權力的舞臺。這個左翼自視為農民聯合會、原住民組織和城市大眾團體的「政治工具」。自2000年以來,農民聯合會、原住民組織和城市大眾團體就積極參與重新興起的集體抗議行動週期,反映出一齣反新自由主義思想力量的大合唱。這些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是恢復對自然資源的國家主權和通過最高的制憲國民大會來「重建」國家。

同時,所存在的挑戰在於1825年建國的玻利維亞國家的種族歧視特徵,把90%被確認為「原住民」的人口排斥在外:艾馬拉人、蓋丘亞人、瓜拉尼人等等。因而,以平民社會在政治和國家上的自我表現和投射為基礎,一種創新形式的社會和政治關係通過強大的地域聯合結構得以形成,而那些地域聯合結構也一直作為農業社群和城市貧困地區的微型政府而在運作著。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玻利維亞社會學家和現任副總統賈西亞(Álvaro García Linera)指出了這個政治力量積蓄過程的三個階段——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大眾運動內部的持續分裂的阻礙,而這種分裂通常同爭取領導地位的鬥爭有關:第一階段:地方抵抗(1987-1995);第二階段:擴張和對聯合的尋求(1995-2001);第三階段:奪取政權的鞏固和進攻(2001-2006)。

在從鄉村擴大到城市這個階段上,古柯農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古柯種植受到美國根除計畫的威脅時,他們能夠把對古柯種植的捍衛轉變對「帝國干涉」的民族控訴和對原住民文化的捍衛。

與此同時,玻利維亞形成了一種反對話語,挑戰自1985年以來就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核心政策之一:把自然資源——主要是碳氫化合物——「公然地轉交給」跨國公司。

新自由主義「思想和道德」的失敗

這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其積極分子不再是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而是農民和原住民眾;前者宣揚「種族融合」是玻利維亞人的理想,而後者則提出一種新的玻利維亞觀念,即反殖民、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玻利維亞觀念。這並不是否認,這種「庶民的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舊的玻利維亞民族主義,例如,人民與寡頭的對立,反帝國主義以及自然資源國有化作為民族發展和公民有效發展的引擎而被賦予的極端重要性。因而,從2003年起,天然氣和石油「收歸國有」是國家政策的標誌:由於先是作為對卡洛斯‧梅薩山(Carlos Mesa)政府的要求,然後2005年5月他又拒絕頒佈國會通過的法律,因此,街頭鬥爭加上梅薩山的辭職導致了政治—選舉的轉變,為莫拉雷斯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莫拉雷斯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獲得了將近54%的選票,輕鬆地取得了選舉的勝利。這並不只是構成大眾政治力量積累過程所邁出的一步,同時對1985年以來一直統治這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精英來說還是一種真正 「思想和道德」的失敗。莫拉雷斯擔任充滿了各種象徵符號,意味著第一位原住民總統代表著玻利維亞歷史所翻開的一頁。象徵性的事件之一就是在蒂瓦納科(Tiwanaku)前哥倫比亞神廟舉行的就職儀式,在那裡他被宣佈為「南美大陸的原住民總統」。

同時,由於具有法團的基礎,對於自身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及進行社會授權和建設「下層」政權的能力,這個「運動的運動」對政治和國家經驗提出了新的思想挑戰。

從他所採取的首批措施來看,我們能夠談論一個社會運動的政府嗎?當前社會運動的碎片化——並且缺乏一個政黨或其它任何把「政治工具」制度化的形式——已經造就了一種圍繞著莫拉雷斯人格而形成的極端集中化的決策模式。莫拉雷斯通過政府與社會組織和聯合會組織之間的協商來運作。這常常在小範圍內再生產出侍從主義和徇私行為。一些理論家曾經推動社會運動完全站在一種把(不純潔的)政治與(純潔的)社會隔離開來的非交叉性地帶上。在他們所宣揚的理想圖景中,侍從主義和徇私行為已經被完全根除。

當政治和社會行動者存在這樣一種法團性分裂的時候,只有總統才能夠代表普遍性,就像唯有他才被看作是能夠為任何創新的政治方案提供必需的總體遠見的人一樣。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莫拉雷斯的領導地位正促進人民在與社會運動的永久談判中作為政治和社會主體(除了大眾理論家們所捍衛的多重性)的團結。他的領導形式反映出許多的領袖魅力。然而,如何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過程中保障公共爭論和社會參與這個問題尚不明晰。在政府看來,這一民主化過程被看作是一場「民主和文化革命」,並且是以此被推動的。

馬克思主義的原住民主義

然而,與領袖和民眾之間存在直接關係的(或至少以本來面目出現的)古典民粹主義相比,莫拉萊斯的領導地位卻是以許多法團組織和社會運動為仲介。在墨西哥札巴達「命令和服從命令」的玻利維亞版本中,莫拉雷斯應該向這些法團組織和社會運動負責。在重要的接合點,莫拉雷斯回到草根階層來更新那些界定其領導地位的關係。因此,他擁有高度的權威,然而卻沒有一種空白支票使自己擺脫「政治工具」起源處的聯合會運動。這從「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的每一次大會來看非常清楚:在每一次大會上,玻利維亞總統都仔細地記下草根階層的建議。

社會經濟領域中——新舊之間——存在同樣的緊張:副總統賈西亞「安第斯-亞馬遜資本主義」的建議具有一些創新的特徵,但也具有更常見的特徵。他的主要觀點是原住民公有經濟的腐蝕和舊玻利維亞工人階級的(物質和象徵性的)瓦解破壞了社會主義或後社會主義方案的聲譽。賈西亞本人所理論化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原住民主義,宣揚公有或科學的社會主義,或者是這兩者的結合。只要這些社會主義沒有足以推動它們的強大主體,「玻利維亞在未來的50到100年裡將仍然是資本主義」。

然而,這種觀點卻設想到了舊國家資本主義的縮減。在現代化過程中,這不再是現代經濟吸收傳統經濟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必須承認前現代的經濟將仍然有效,因而,國家必須加以支援,目的是創造出它與玻利維亞特有的二元經濟的現代支柱之間的聯繫,而不是使之從屬於後者。

這裡出現了許多的問題。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玻利維亞的許多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政府在民族資本主義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按照賈西亞的建議,民族資本主義的未來是什麼呢?這種類型的非同質的發展主義是可能的嗎?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加強各種社群是相容的嗎?或者,它的真正本質意味著各種社群紐帶的消解嗎?(依附性的)資本主義能夠與一項解放計畫相容嗎?

20世紀90年代期間,玻利維亞的新自由主義大廈曾經一度得到加強。2006年5月1日,玻利維亞政府——通過軍事佔領——所下令的國有化是拆解這座新自由主義大廈的第一步。下一步將表明,是否存在一種取代了舊國家資本主義(凱恩斯主義的)的新—後自由主義經濟動力,或者它是否只不過是一種新版本的民族資本主義,旨在成為走向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化的第一步。或者換句話說,雖然穿上了安第斯—亞馬遜的包裝,但革命階段論的舊處方就像在過去那樣存在著相同的困難:社會主義階段從未到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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