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的道魔之爭

分類: 兩岸三地 | 作者:楊偉中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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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三位記者極可能是得罪了地方權貴集團。事情爆發後,《經濟觀察報》發表嚴正聲明,並上告中央,《第一財經日報》、《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和《晶報》恰好在同一天,發表主題相同、內容不同的社論,強烈要求捍衛媒體的輿論監督權,保障記者安全與權利。《晶報》的社論控訴「在資本、黑惡勢力以及被資本奴化的公權力三重圍攻下,媒體開展輿論監督舉步維艱,媒體記者的人身權利和工作權利亦遭受威脅。」下筆的力道還是很足的…

文◎楊偉中

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的變化,這個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也有不少的變化,也越來越複雜。

一方面,中共宣傳當局還是不斷的下發各種禁令,限制各種「敏感」事件的報導,封殺某些人物。最近聽到比較「有名」的禁令,是7月14日左右,中共中宣部下令不准媒體再炒作唐駿的學歷門、知名學界領袖新左派汪暉、自由派朱學勤的抄襲門事件。

在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時,某天,中宣部也發了個緊急通告:「有關富士康事件,網上除新華社對內通稿外,不再報導,凡有專題、新聞採納的一律撤銷。論壇、博客一律不得再出現新的相關貼文,12跳前的貼文全部鎖定下沉。各網站今晚要完成清理任務,不得留任何死角…」

前一陣子,大概在7月10日左右,還有另外一條禁令是針對個人的,我不知道來自何方,可能是某個地方當局。內容大意是「本周開始,節目不能邀請梁文道(中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鳳凰電視評論員)出席,旗下刊物不能轉載和發表梁文道的文章。」據瞭解,此禁令主要在廣東地區的電子、平面和網路媒體執行,沒有擴展到其他省市自治區。據說,因為梁文道寫了關於香港政改的評論,得罪了當道,才有了這條禁令。

另一方面,對於這些禁令,一些有條件的媒體(主管態度比較堅定、膽子比較大、後台比較硬等等),也可以多少忤逆上級命令,至少打打擦邊球。比如,在前述關於唐、汪、朱醜聞的禁令下達後,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還是繼續發文討論此事。

第三層複雜的狀況是地方權貴集團的蠻橫。近日,大陸《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為報導上市公司凱恩股份的內幕,遭到凱恩所在地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同一個時間,《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邵芳卿與《中國青年報》記者陳強的家屬相繼「被車撞」。很巧,邵陳兩人最近都報導了紫金礦業污染事件,揭發紫金隱瞞、試圖行賄記者的惡行。

很明顯,三位記者極可能是得罪了地方權貴集團。事情爆發後,《經濟觀察報》發表嚴正聲明,並上告中央,《第一財經日報》、《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和《晶報》恰好在同一天,發表主題相同、內容不同的社論,強烈要求捍衛媒體的輿論監督權,保障記者安全與權利。《晶報》的社論控訴「在資本、黑惡勢力以及被資本奴化的公權力三重圍攻下,媒體開展輿論監督舉步維艱,媒體記者的人身權利和工作權利亦遭受威脅。」下筆的力道還是很足的。

發布通緝令的地方公安局是很愚蠢的,在輿論壓力下,只能宣佈撤銷命令。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也都出來說了話,新華社是說「為浙江及時撤銷錯誤刑拘決定叫好」,也承認「近年來中央十分重視新聞監督對於推動工作的積極意義,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媒體履行新聞監督職責的環境不容樂觀」。

《人民日報》則說,「輿論監督不僅是社會要求媒體的責任,更是法律賦予媒體的權利」,還說「如果只有應急式、公關式的事後救濟,而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約束、對法律的敬畏捍衛,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權依然可能被懸置擱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在制約權力與保障權利的雙重視野下,才能找到權利伸張的廣闊空間,培植民主政治的沃土。」

《人民日報》說的非常好,很可惜,輿論往往只能在針對某些力量較弱的地方權貴集團時,才能喊的如此大聲、批的如此深刻。在中國媒體與統治集團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鬥爭中,「道」與「魔」不斷較勁,雖然仍往往是「魔高一丈」,但是在是反覆衝突中,「道」的氣勢越來越足,我們期待未來「逆轉勝」的一天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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