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專題】全國哀悼日引發的思考:何時哀悼,怎麼哀悼

分類: 每日評論 | 作者:南方週末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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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以行政手法干預,或者國家鼓勵下的民間自發,有各自的好處:前者執行力度更強,尤其適於在社會培養公眾意識的階段,但會更加直接地影響公民生活;後者主要依賴社會及公民的自律,執行力度相對更弱,對公民生活的影響也較小。每個社會,可以綜合考慮自己的歷史背景、文化、社會發展現狀等,確定一個最優的哀悼日執行辦法…

文◎任意

為了兼顧公平與可持續原則,可否根據受災人數的不同,靈活調整哀悼活動層級,分別採取基於中央或一個省、市的集體哀悼活動?

全國哀悼日涉及全國人民,既可以由國家行政干預,也可以國家鼓勵,民間自發悼念。

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中央政府決定,於2010年8月15日舉行全國哀悼活動,全國和駐外使領館降半旗志哀,停止各種形式的公共娛樂活動。

舉國哀悼,表達了國家及社會對公民生命價值的最高尊重,也創造了一種極為有益的公共活動,讓各地的民眾共同承擔、撫慰受難者的傷痛,並將悲痛轉化為愛心與凝聚力。同時,對倖存者而言,通過幫助人們間接體驗自然災難,哀悼還能增強人們對防範自然災害的意識。綜上,社會集體哀悼本身雖充滿悲痛,卻可以化作積極的精神資源與力量。

繼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以來,這是我國政府第三次為自然災害遇難者設立全國哀悼日。可以預見,全國哀悼在未來將成為紀念特大自然災害遇難者的一種慣常形式。

由於全國哀悼涉及全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影響深遠,因此,針對如何進行集體哀悼,政府和社會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思考。畢竟,什麼時候哀悼,哀悼什麼物件,如何進行哀悼,都頗能反映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政治及社會建制。而公民社會及公民價值觀的建成與成熟,需要人們對公共事件的不斷交流與思辨。以下,我僅抛磚引玉地提出一些問題,希望引發公眾對哀悼問題的思考。

全國哀悼日可算做某種意義的公共政策。可以先嘗試探討其應當遵循的最基本出發點。我覺得大概可以有幾條:

一是公平原則,不同災難的遇難者作為人,都應受到等同的關注與尊重,平等對待。全國哀悼日的確定,也應盡可能體現對逝者的平等尊重。比方說,對於汶川、玉樹、舟曲這樣的特大自然災難,要進行全國哀悼,而對未來其他慘烈度類似、達到這個水準的災難,也應等同處理,設立全國哀悼日。

二是可持續原則。全國哀悼日涉及13億人民,事關重大,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於何時設定,必當審慎考慮,用之有度,以便使工具持續有效,發揮最大作用。啟動全國哀悼日的「門檻」應恰到好處,如太低,則可能導致過於頻繁,一定程度上降低每次哀悼日的執行效果。如太高,則可能使許多災難遇難者得不到應 有的重視。

基於這些出發點,可以對哀悼日更深入地思考:

何時應啟動全國哀悼

在世界各國,除了國家最高領導人去世外,災難的發生通常是啟動全國哀悼的原因。而判定一個災難是否需全國哀悼,則是一件比較主觀、很困難的事,比方說,對什麼時候應哀悼,是否應當設立一個判定原則?

比較簡單的辦法是考慮遇難者的絕對數量。但以人數為判定標準,又會使個體遇難者的價值得不到充分尊重,有礙公平原則─因為只有遇難者達到一定的集合數量時,才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但這確實又是可持續性原則的客觀要求。

不同國家對絕對數量的設定,也可能結合國家規模、領土範圍、所在區域自然條件、每年出現的自然災難事件頻率及受災人數占國民數量的比例,有所不同。

可否根據災害嚴重程度,靈活調整哀悼層級

從可持續原則出發,假設採取以絕對遇難人數為大致標準,設定全國哀悼日,則必然會涉及公平問題:一個遇難人數為800人和遇難1000個人的災難, 本質上並無不同。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對不同災難的遇難者應當給予等同的人本關注與尊重。但得承認,在一個人口眾多、自然或人為災難頻發的國家,也不太可能經常設定全國範圍的哀悼日,必須根據一些主觀因素來判斷某些事情是「值得」或「需要」啟動全國哀悼。

人類的一個特性,是傾向於對自己相鄰地方的、有更多共性的人,傾注更大的同情。大膽設想,為了兼顧公平與可持續原則,可否根據受災人數的不同,靈活調整哀悼活動層級?

比方說,對破壞規模小一些的事件,可否採取基於地方(如一個省,一個市等)的集體哀悼活動?這樣做,既可以使更多遇難者得到重視,滿足當地人的情感需要,又能夠避免國家過於頻繁地設立哀悼日。

哀悼哪裡的人

這個問題大概離現實稍遠一點,但值得思考:人類是一個大家庭,很可能同祖於非洲,在許多萬年前遷移到了全球各地,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明,並發展成看上去互不關聯、互相獨立的社會與文化。主權民族國家的歷史則更短,出現於歐洲,僅有數百年的歷史。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都是只有很短時間跨度的社會建制與價值觀,但卻極大程度地影響了人類在情感、道德上的投入,形成了人為的邊界。人們更多的關心自己身邊相鄰的社群,而不關心他者的社群。因此,出現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自然災害,哀悼的往往是其所在的國家。

問題出來了,對其他國家社會發生的重大自然災難,我們是否應當哀悼?比方說印尼海嘯;比方說1998年吞噬3萬人生命的委內瑞拉泥石流。出於世界主義、國際主義考慮,是不應該有絕對邊界的。

不久以前,就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4月10日,波蘭空軍圖154飛機在俄羅斯墜毀,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政府和立法機構眾多高官不幸蒙難。這 次事件對波蘭而言損失慘重,國內當即全國哀悼。俄羅斯也表現了非常高的姿態,將4月12日確定為全國哀悼日,紀念遇難的波蘭人。誠然,波蘭人是衝著卡廷慘案紀念活動去的,事故又發生在俄羅斯領土內。但無論如何,俄羅斯舉行全國哀悼,是一種令人尊敬的姿態。

哀悼日的執行辦法

全國哀悼日涉及全國人民,具體如何執行?不同的國家的歷史、文化、習慣、社會建制都有所不同,因此也可能採取不同的方法。

有的國家主要通過行政手段。比方說以色列的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紀念日Yom HaShoah(每年4、5月份左右),主要採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執行。哀悼夜,公眾娛樂場所將依法關閉,電視臺通常會播放與猶太人大屠殺相關的主題;廣播中也會僅播放憂傷、深沉的歌曲。這種法律行政色彩極濃、最為嚴肅的手段,與猶太民族極為慘痛經歷密切相關。

另一種例子是政府發起,主要由公眾自發參與。比如說美國,在「9•11」恐怖襲擊、卡特裏娜颶風、哥倫比亞載人飛船事故及前總統逝世時,都進行哀 悼。主要做法,是由總統以國家首腦的名義,號召、鼓勵人們參與到哀悼活動中來,但並沒有更直接的政府干預。哀悼日更接近於由國家依託自己的權力,設定一個特別的日子,為社會創造的一個共同哀悼的機會;其間,各地宗教組織、民間團體及機構,將自發地進行悼念活動。這種模式也與美國個人主義較盛、公民社會強大密切相關。

國家以行政手法干預,或者國家鼓勵下的民間自發,有各自的好處:前者執行力度更強,尤其適於在社會培養公眾意識的階段,但會更加直接地影響公民生活;後者主要依賴社會及公民的自律,執行力度相對更弱,對公民生活的影響也較小。每個社會,可以綜合考慮自己的歷史背景、文化、社會發展現狀等,確定一個最優的哀悼日執行辦法。

目前,我國的全國哀悼日還是以行政方式為主,比方說,政府以行政手段,要求社會各界哀悼期間停止娛樂活動。是由國家採用行政手段執行,還是依賴公民自發─即國家確定全國哀悼日後,在具體執行的尺度、方法、形式,由社會團體、公民自行把握,自律進行─都可以開放思考。

如果一個社會足夠成熟、文明,凝聚力足夠強的話,即使有人在哀悼日期間大搞娛樂活動,一定會被其他社會成員視為不妥,會帶來公共形象及道德危機,迫使人們自律。在公眾意識相對薄弱時,國家適度引導、干預,也有其益處。

總之,哀悼,表達了生者對逝者的紀念,表達了一個社會對人的價值、對其成員的態度,很能反映社會的價值觀、政治及社會建制。通過思考哀悼,我們也能加深對人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對生命意義以及對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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