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法官乎?法廟住持乎?

分類: 每日評論 | 作者:小編 | No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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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心態對台灣的法律文化起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台灣法律體系的養成過程中,學生主要的任務除了是背誦法條與學者的法律見解外,更重要的是猜對誰出考題。然而一旦當上法官以後,誰出考題突然不重要了,法官要根據什麼做決定呢?簡言之,台灣所養成的法官是以揣摩考官為能事,法律見解對他們而言不具有神聖性,法條可以用甲說或乙說來理解,充其量是邏輯遊戲,更遑論當事人的權益了…

文◎石之瑜

大陸法界因故對台灣法界讚揚者頗多,汲汲蒐集並參考台灣六法者有之,艷羨台灣司法能夠起訴貪瀆的前“第一家庭”者有之。如果只是出於激勵自身的改革而刻意美化台灣法律界,或許情有可原,但若認真將事,最好三思。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若以台灣當成負面教材最為適當,荒腔走板的台灣法界,近來已在台灣成為婦孺盡知的醜角。

在之前有數位高院法官捲入關說與受賄的醜聞依舊餘音繞樑之際,近來又因為連續有法官以遭到性侵的三歲與六歲幼童並未表示反對為理由,因而縱放嫌犯的兩樁案件,真是大大斲傷了台灣法治的信用,罷黜法官之議遂起。然而,罷黜得了幾位法官,能罷黜整個法律界嗎?他們到底只是幾顆老鼠屎,還是其實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首先必須看到,歐美法治文化背後有基督教做為基礎,但不論從歐美直接抄襲或從日本間接抄襲的台灣法律,則沒有基督教的上帝做為最高監督,所以法官之上沒有更高的精神權威──他們不論怎麼判,都沒有良心問題!這就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台灣正是具體而微的典型。

與過去相比,舊時代的判官有社會觀瞻的問題,也有御史隨時可以介入的制度。現代化以後,台灣學到了歐美的司法獨立制度,加上因應資本主義發展導致法律的高度專業化,法官取上帝而代之已經成為心理事實。甚至是檢察官,面對多數不知所以然的當事人,縱令上焉者也難免浮現頤指氣使心態。

法官的權威與良好的自我感覺,都來自於對於法律適用與解釋的絕對權力。法官判案的關鍵,因而不在於案子本身,因為案件一定涉及當事人,法官若捲入當事人的情境,是吃力不討好的自討苦吃。在冷氣房裡獨自決定怎麼適用法條的時候,法官才能像是上帝。固然偶有個別法官或檢察官願意苦當事人之所苦,不過這豈是制度之所鼓勵,或法治文化之所熟悉者耶?

上帝心態對台灣的法律文化起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台灣法律體系的養成過程中,學生主要的任務除了是背誦法條與學者的法律見解外,更重要的是猜對誰出考題。然而一旦當上法官以後,誰出考題突然不重要了,法官要根據什麼做決定呢?簡言之,台灣所養成的法官是以揣摩考官為能事,法律見解對他們而言不具有神聖性,法條可以用甲說或乙說來理解,充其量是邏輯遊戲,更遑論當事人的權益了。

其結果,就算法官或檢察官在性格上沒有當上帝的慾望,都被迫認識到自己可左可右,無所不能,則輕率就成為台灣法治文化中的制度化現象。包括在陳水扁貪瀆大案的調查與審判過程中,想必非常謹慎的起訴或判案者,都顯得舉棋不定,矛盾百出,他們感受的社會壓力愈大,也就愈反映出他們認識到自己正在扮演上帝。突然想左右逢源起來的他們,也曉得上帝不好當。

常言法官心中有一把尺,然而台灣的法官心中卻有一堆不能幫他們行使決斷的法條,故律師無不了解,法院之內無所謂正義,甚至司法體系實質上是在破壞正義。在這樣一個什麼結果都可能出現的體系中,無論檢察官寫起訴書、法官寫判決、當事人聽判決,都像是在抽籤,上法院於是像是入寺廟。好在當事人抱著試試籤運的心理,台灣的司法作為解決社會衝突的機制即使已無信用,也仍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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