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戰》與最後的老兵

分類: 文史雜談, 藝文沙龍 | 作者:南方週末 | 1 Com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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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長謝晉元的帶領下,孤軍的抵抗,成為全中國的精神支柱。但是壯士們的命運卻極其波折悲壯。團長謝晉元遇刺壯烈殉國,「八百壯士」淪為無人領導的孤軍,後來又成為戰俘。王文川、楊養正就是為數不多倖存下來的孤軍。在戰俘營,王文川在老鄉的幫助下逃了出來,從此隱姓埋名,連自己的兒女都不知道他的經歷和身份。還有一些壯士被運往遙遠的巴布亞新磯內亞做苦力…

文◎夏榆

◎我們的任務是普及,我們不是研究者,不是告訴你大格局是怎麼回事,我們實際上是告訴大家一群普通人在戰爭中的狀態。

◎我們會用一種快節奏的方式敍述,甚至用相對主觀的方式來敍述,不求特別客觀,但是會直接戳到你心裏,你哭了,你很激動,你會記住這個事。我們就是想提個醒。─《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

「這是冰山的一角。」紀錄片導演陳曉卿看過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後說。

9月起,紀錄片《我的抗戰》在重慶、廣州、深圳等地進行了展映活動。11月起,《我的抗戰》將在各地電視臺播出,目前已經和全國80家電視臺達成播出意向。

崔永元把他和他的團隊所做的口述歷史工作形容為乘著鐵達尼號行進:「我們所面對的歷史是一座冰山。就像是在泰坦尼克上做事,我們對我們工作的前景難以描述,我們可能會在安全的航線中看到完整的冰山,也可能會誤撞冰山導致沉沒。」

《我的抗戰》中的口述影像來自崔永元近年來一直在做的口述歷史工作,這一專案採訪到3500位戰爭親歷者,而與抗日戰爭有關的部分,一線採訪記者卻 只有兩位元。「這個項目得到了1.3億元的資金投入,這些資金全都是無償資助,沒有要求任何回報。全部資金只來自於五家企業和個人。」9月9日,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崔永元說。

口述歷史進行期間,曾有四個月發不出工資。崔永元談及原因時說:「主要是商業的原因,也就是說播完我們的片子不給錢。現在已經解決了,我認為做一件以公益為主的事業,不能按時發放工資是常態。」

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你們問它有什麼用

「你們以王文川作為主角的時候,有沒有猶豫過?電視臺從來沒有播過一個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士兵作為抗戰題材主角的片子。」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看片會上,總導演曾海若被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使現在不讓做,可要等到能做的時候再去採訪,人已經沒了。」曾海若回答說。

2008年8月,在北京清河養老院住了一年的王文川被兒子接回了家。

其時,王文川九十歲,已基本喪失了語言能力。在很多熟悉他的人眼裏,王文川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孤僻。沒有人知道,這位老人把一段記憶埋藏了60年。

1937年淞滬抗戰,中日首次決戰,日本沒能實現三個月滅華的狂言。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後,還有四百多人沒有撤出,他們就是傳說中的「八百壯士」。

在團長謝晉元的帶領下,孤軍的抵抗,成為全中國的精神支柱。但是壯士們的命運卻極其波折悲壯。團長謝晉元遇刺壯烈殉國,「八百壯士」淪為無人領導的孤軍,後來又成為戰俘。王文川、楊養正就是為數不多倖存下來的孤軍。在戰俘營,王文川在老鄉的幫助下逃了出來,從此隱姓埋名,連自己的兒女都不知道他的經歷和身份。還有一些壯士被運往遙遠的巴布亞新磯內亞做苦力。

王文川是1933年當的兵,那年他剛十五歲。四年之後,他成了全副德式裝備的88師524團的一名重機槍手。1937年8月之後,很長時間王文川的手就沒有離開過重機槍。

2009年8月,崔永元找到王文川的時候,歷史上的「八百壯士」,在世的只有三位。

崔永元是通過黃埔軍校同學會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在清河養老院的王文川,當時紀錄片《我的抗戰》還沒有籌畫,崔永元是在為他的口述歷史系列專案之一的《戰爭與回憶》做準備,這個系列還囊括了國共內戰、抗美援朝、中印之戰、中越對外反擊戰,崔永元計畫以倖存者的口述史構建20世紀中國戰爭史。

負責做王文川口述史的記者是郭曉明,他用兩年的時間多次跟拍老人,直到他去世。

但是真正坐下來做訪談只有一次,時間是整一個下午,那次採訪是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感覺很困難。採訪之前要先跟老人反覆溝通,這樣不至於太唐突。困難在於,提到過去老人情緒會比較激動,問他的一些事情,他覺得現在講沒有意義。他經常說的是,這些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你們問它有什麼用?即使他肯坐下來跟你說話,也是強調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不會給你描述現場和細節,問多了他會煩,問少了他會講不到。他陷入情緒時,不大管攝像機,也不大管你,他想說話的時 候悶著頭只管自己說,但你只要問多了他就不高興。」開始面對王文川老人時,郭曉明一度一籌莫展。

最初他以為是自己冒犯了老人,但是半年多之後,在參加八百壯士遺骨從巴布亞新磯內亞還鄉活動時,郭曉明見到王文川,老人認出他來,握著他的手親,老人親著他的時候哭了。但最後一次拍攝,看到郭曉明,老人又認不出他了。

郭曉明出生於1978年,跟隨崔永元工作兩年,採訪了兩百位老兵。他的感覺是「採訪緊張,不採訪也很緊張」。「要做各種準備,除了熟悉受訪者的背 景,很多知識也要有。因為你跟這些老人說話,你必須熟悉他熟悉的那些事情,他要看你什麼都不懂就不願意跟你交談。」郭曉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一定要看臉,不看臉是不行的

曾海若也是70後,出任《我的抗戰》總導演前,對抗戰歷史只有大概的瞭解,看過一些這方面的書。

「光看書是不一樣的。一定要看臉。他們的臉一定有塵埃的,這些都是密碼。看臉特別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年有人做歷史資料的收集,而我們更注重做歷史影像的收集,一定要當事人在鏡頭前來說話。」曾海若說。

32集的《我的抗戰》,擔任一線採訪工作的記者只有兩個人:張鈞和郭曉明。張鈞做開局,其餘三分之二是郭曉明完成的。

在張鈞負責的部分,最長的一位口述者訪問一個多月,用掉了一百多盤帶子。

張鈞的採訪方式是:撒開了讓他說,行話叫「開閘放水」。

「先從週邊入手,開始時他可能會有顧慮。一開始是根本不可能拿到東西的,要和他有長期的接觸,取得信任。一開始講的都是比較週邊的東西,這個筍一層層剝開,最後到核心,最想要的東西就拿到了。」

其中一集《白山黑水》與抗聯戰士有關,就是張鈞負責的。「採訪前我先拿到了一份抗聯戰士的名單,那是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也就是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期間,俄羅斯給中國曾經到蘇聯參戰的老兵授勳,那份名單有七八百人,在當時是很全的,可是到我們開始訪問的時候,在世的只剩二十多個人了。」張鈞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拿到名單後,採訪組分頭行動。東北是抗聯老戰士最集中的地區,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期間,張鈞跑遍東北三省,訪問倖存的抗聯老戰士。這次行程,在世的抗戰老兵,他全都訪到了。

通常採訪組對受訪者選擇的標準,首先是一定要「親歷」,必須是重要歷史事件或歷史時刻的見證人。在採訪過程中,記者會讓受訪者講述其一生經歷,這被他們稱為「經線」;再把歷史事件或歷史時刻作為「緯線」來確定歷史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座標。下面要做的就是講述者在那個歷史時刻做了什麼,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也包括他在那個時候的內心感受─在採訪組看來,感受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可能是更難捕捉的一部分。

在哈爾濱有一個老太太叫馮淑豔,99歲,當地人稱她為「雙槍老太太」。

「當時在抗聯時,馮淑豔兩手打槍都打得很准。但是,聯繫她的時候,得知她在醫院,他的家人說你們趕過去她也不能說話,躺在床上她可能還會沖你們笑,但是說不了話了。我說就是不說什麼,我們也去拍一下。結果到醫院,她在一個極普通的病房裏,甚至是可以說是挺破的一個地兒。老太太躺在那兒,也不睜眼,完全處於一種半昏迷狀態,後來我們的攝像都不忍心拍了。」張鈞說,他們沒拍成馮淑豔, 卻找到了李敏,也就是《白山黑水》這集的講述者。

1938年11月23日,14歲的抗聯戰士李敏在雪地裏尋找藏身之處。

李敏面對攝影鏡頭回憶那個困苦的時刻:「那是11月了,白天很短,三點來鐘,太陽開始落了,而且雪下得滿滿的,平的,我看沒有躲避的地方,就藏進那個樹根底下,完了用雪把自己埋上。沒幾分鐘,日軍的馬隊就來了,我聽到馬蹄得得地響,就像踩到我的腦瓜子的感覺。」

東北之行最特別的收穫是,採訪組訪問到了閻繼哲。他出現在《我的抗戰》最後一集《勝利了》當中。閻繼哲生於1912年,今年98歲,也是抗聯戰士,在抗聯那個圈裏面是活字典。

1943年,因為叛徒出賣,閻繼哲被抓起來,關到哈爾濱的日軍監獄裏,日軍給他兩個條件選擇,一讓他交待出他把槍支藏在什麼地方,還有就是讓他寫一個反共聲明。這兩件事他都沒幹,就被判了死刑。預定行刑的日子是8月14日,他有一個戰友叫孫國棟,關在他的隔壁,那天要殺他們兩個人。他聽著隔壁門響,戰友跟他告別說老閻我走了,然後就被行刑人員吊死了,他以為該輪他了。結果劊子手喝多酒來晚了,就幹了一個,想留閻繼哲到第二天再執刑。

結果第二天早晨,日本就宣佈投降,關在牢裏的閻繼哲獲得自由。「怎麼讓口述者言說是重要的,怎麼呈現口述者說的同樣重要。」曾海若總結說,「故事性是《我的抗戰》追求的特質。就是盡可能的電影化。我們盡可能讓這個片子有電影的節奏,比如我們用影視動畫來加快節奏,試圖讓這些老人變成三十多分鐘電影的主角。我老是說,實際上你把它當成電影就好了,把他們當演員。其實他們就是演員,看他們的表情,他們回憶時候的眼神,其實就是演員,甚至演員也演不出來。」「片子是要普及,一定是年輕人,對我來說特別想要80後甚至再年輕的人看。我們會有一些年輕人容易接受的元素,比如說動畫,我們請電影學院的一個團隊專門來做動畫。我們會用一種快節奏的方式敍述,甚至用相對主觀的方式來敍述,不求特別的客觀。但是會直接戳到你心裏,你哭了,你很激動,你會記住這個事。我們就是想提個醒,提這段歷史的醒。因此你必須注意方式方法,你得好好說,你得說得生動有趣。」曾海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有時候在說話之間他就睡著了

口述歷史「戰爭與歷史」項目確立後採訪組希望找當年美國飛虎隊退役老兵的線索,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提供了相關資訊,採訪組獲悉飛虎隊員尚有四位倖存者,還有一些其他地勤人員。

採訪組決定去美國採訪,那次採訪歷時18天,做了34個人。

查理斯•邦德是採訪組在美國採訪到的很重要的一個人。

查理斯•邦德,美國空軍少將,王牌飛行員。他曾經非常渴望能夠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然而現實卻跟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最終成為了一名轟炸機的飛行員。1941年,他來到中國,加入了陳納德領導的美國志願航空隊。1942年5月4日的雲南省保山市,數千名群眾聚集在市中心,紀念抗戰全面爆發後的第五個青年節。群情激奮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險。那天下午,查理斯•邦德是唯一一名來得及起飛的飛虎隊隊員。而他要面對的,是超過五十架日軍轟炸機與戰鬥機。

2008年,採訪組赴美採訪這位戰鬥英雄,當時他住在德克薩斯的聖安東尼奧城,採訪組去了他家。關於飛虎隊在中國的經歷,查理斯•邦德在美國寫過回憶錄,他在書中這樣說:「如果有來生我還會再去中國。」在中國飛行時,他26歲,接受遠道而來的中國記者採訪時,這位元92歲的老人說:「如果再回到26歲,我還會做同樣的事情。」

面對面採訪,使老人保持精力是採訪者需要應對的。在做查理斯•邦德採訪的時候,老人會犯困,有時候在說話之間他就睡著了。但是當他進入回憶之中,進入他講述的記憶中的時候,雖然他的語調很遲緩,還是能激發起他的興奮感,他能清晰地記起當年的情景。

查理斯•邦德在中國的時間是在1941年底到1942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打下了八架日本飛機。其中最傳奇的一次是日本轟炸的時候,出動了50架戰鬥機,因為中國軍隊防空系統當時有問題,沒有及時發出警報。日軍戰鬥機飛臨的時候,查理斯•邦德和他的同僚機組倉促起飛,但最後只有他這架飛機飛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別的飛機都沒有上來,他就一個人打那50架日軍戰鬥機,結果一直追到緬甸邊境,他的飛機油快沒了,往回返,這時候後面日本的戰鬥機起來了,兩架飛機追著他,最後把他給打下來了,他被打中就跳傘,他跳傘那個地方旁邊還有個水溝,那樣得以逃生。」負責採訪查理斯•邦德的張鈞說。

離開中國後,查理斯•邦德回到了原先的部隊,不久出任美國駐蘇聯武官。

退休前他所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美國空軍第十二航空隊司令。

2009年8月,93歲的查理斯•邦德因老年癡呆症,在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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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我的抗戰》與最後的老兵”

  1. ...... Claire Says:

    真的是歷史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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