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眼光

分類: 文史雜談 | 作者:南方週末 | 1 Com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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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科學家成為隱蔽統治者」的20世紀,伴隨著原子彈蘑菇雲的不祥升起,伽利略的形象在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筆下被不恰當地矮化了,且背負起了原罪的十字架。歷史上的伽利略的確發誓背棄過。當他穿著懺悔者的白色衣衫在宗教法庭的法官面前下跪時,也未曾如傳說中表現的那樣,喃喃自語過「可它還是動的」。那一刻,他的確背棄了他所發現的真理。但是,有誰可以譴責伽利略的軟弱呢…

文◎朱也曠

假如讓人隨口說出三個最偉大的義大利人,伽利略和但丁必定在其中,第三個就不那麼確定了,可能是馬基雅維裏,可能是喬托或米開朗基羅。所謂的「哥白尼革命」是人們耳熟能詳且常被濫用的辭彙,但伽利略才是第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科學家,是17世紀科學革命的主要奠基者。在與古老的自然哲學的決裂方面,他比作為預言家和吹鼓手的法蘭西斯•培根與「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做得徹底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竟然比此後三百年間的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做得徹底。

據說伽利略曾經從比薩斜塔上丟下兩顆鉛球,以此反駁亞里斯多德的動力學。這個著名的實驗至今為人津津樂道,但其實並無確切依據。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物理學家,是落體定律和慣性原理的發現者。近代科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對科學儀器的使用,沒有科學儀器,就談不上近代科學。正是伽利略參與研製了第一批科學儀器。望遠鏡的發明尤其使他名聲大噪,從而開啟了天文學的一個新時代。他是一位實幹家,一位發明家,但他的觀念和思想實驗能夠給20世紀的物理學家例如愛因斯坦以啟發。這是伽利略真正深刻的地方。這一點,知道的人並不多。至於他還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知道的人則更少。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早在一兩個世紀前即已不堪卒讀,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以下簡稱《對話》)於今讀來依然生動機智,趣味盎然。兩大世界體系指的是天文學中的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伽利略信奉的是當時離經叛道的哥白尼體系。這部出版於1632年的《對話》惹惱了教皇烏爾班八世,結果眾所周知:等待作者的是宗教法庭於 次年的嚴厲審判以及無窮無盡的厄運。

人們習慣於認為,柏拉圖深邃、優美的哲學表達得益於他的戲劇才華。但在《對話》中,我們也同樣感受到了伽利略的戲劇才華,尤其是諷刺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對話》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他沒有採用開普勒的橢圓軌道成果。在《對話》的第四部分,伽利略對潮汐和信風的理論解釋並不正確。原因在於,當時根本不具備解決此類問題的條件。可是,對於今天的中學生都能輕易理解的落體定律,伽利略為何也曾犯下嚴重的錯誤,直到晚年在《兩門新科學》中才最終獲得成功呢?還有,為什麼他始終未能認清圓周運動在本質上是一種加速運動呢?伽利略的錯誤,誠如亞歷山大•柯瓦雷所言,或許比他的成功更加彌足珍貴。而要正確認識這些錯誤,我們就必須擁有穿越時間障礙、還原並走進歷史現場的能力。預言未來固然困難(地震學家和氣象學家往往為此難堪),但理解過去─做一位逆時針的預言家─也非易事。

今天的人們要理解伽利略的眼光是何等的超前和獨到,就必須瞭解那是一個缺乏速度概念和重力理論的時代,更遑論加速度、萬有引力、離心力、函數和微積分了。換言之,那幾乎是現代科學的洪荒時代。至於那個時代飽學之士的思考方式,更是令今人無法理解。他們對「紙上的東西」深信不疑,對死去的權威頂禮膜拜,很多人熱衷於討論諸如一根針尖上能夠容納多少天使跳舞之類的話題。因此,只要伽利略把望遠鏡朝向天空,而不是讓它僅僅成為滿足公眾好奇心的玩具,他就必然會與他們發生衝突。當科學史家說伽利略巨人般的身影幾乎投射到17世紀的每一個領域時,這「每一個領域」既包括人們熟悉的天文學和動力學,也包括人們不太熟悉的流體靜力學、空氣力學、聲學、光學、磁學,也包括機械學、工程學和材料力學,但肯定不包括語言學。然而在《對話》的第一部分結束時,伽利略談到了人類許多可歎可羨的發明,如米開朗基羅的雕塑、拉斐爾和提香的繪畫、建築術和航海術等,「順便」也提及了一個特殊的發明:

但是有一個發明超乎一切奇妙的發明之上,何等睿智的頭腦才能在夢中發現這樣的溝通方式:他把最深刻的思想傳遞給任何人,無論時空上的距離是多麼遙遠;他與遠在印度的人對話,與尚未出世乃至千年、萬年後出世的人交談。而這一切又是何等的簡單,無非是區區二十(幾)個字母在一張紙上的組合而已。

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家中少有不談論語言的,但語言學從眾多的人文學科中脫穎而出,成為一門最具活力、應用範圍極廣的學科,則是近一兩百年的事。在這個問題上,伽利略並沒有花什麼心思,所說的寥寥數語似乎也只是些常識。然而,恰恰是在這裏,在一個不該他涉足的地方,我們再次感受到這位巨人心靈之廣闊和眼光之獨到。文字的發明猶如火的使用,輪子和十進位的發明,當使用者意識到發明者的偉大時,他們早已湮滅無存,渺茫不可得。中國古代的倉頡傳說中長有四目,這說明「文祖」並非實有其人,而只能視為一群人的代表。劉安的《淮南子》中記載有「昔日倉頡作書時天雨粟,鬼夜哭」,如此巫氣森然的場景可視為古人的迷信,但也可分辨出另一層含義:它渲染了發明文字的神奇和不易。

在從動物到智人的進化過程中,直立行走和腦容量的增加是兩道分水嶺,而腦容量的增加則與製造工具和使用語言有關。事實上,語言能力是人類的一種標誌性能力。現代人的歷史長達20萬年,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不過5500年。正是在發明了文字的5500年間,人類的文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物的進化遵循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因而現代人自東非出現以來,20萬年間變化甚小,未發生遺傳本質的變化。文化的進化以拉馬克的方式(即所謂的獲得性遺傳)進行,因而呈現出加速增長乃至爆炸式增長的勢頭,而書寫系統的發明則是這種可積累性增長的基石。當伽利略說發明這種溝通方式的人可以「與遠在印度的人對話,與尚未出世乃至千年、萬年後出世的人交談」時,他於無意中對「獲得性遺傳」做了生動、直白的說明。大自然的構成需要一百多種化學元素,人類的語言系統卻只需要二十幾種元素。這種「對有限手段的無限運用」(馮•洪堡特語)曾經使幾代語言學家驚奇不已。

到了1930年前後,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逐漸相信,在字母的演化過程中,古代的腓尼基人做出了關鍵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腓尼基語使用二十二個字 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熟的字母系統。一種經濟、通用的書寫方式不是產生於古代最發達的文明體,而是產生於一個擅長航海和經商的民族,乍一看有些奇怪,細想起來卻是再合理不過的事。古代最發達的文明都是傍依大河、居有定所的農業文明,而腓尼基人屬於古代世界中的現代人。航海意味著冒險、交流以及廣博的見識,貿易和商業意味著效率、計算以及對複雜事務的管理。

前者的作用或如動物學家雷德利(Matt Ridley)所言,交流之于文化進化,猶如性愛之于生物進化;至於後者,則早已被亞當•斯密視為國家走向繁榮的根由。字母系統誕生於某個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中,令人不由得聯想起法國批評家泰納在《藝術哲學》中苦心強調的三要素:種族、環境和時代。

已故的耶魯大學教授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說,字母一經發明,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再也無需重複發明。哈夫洛克是一位言必稱希臘的古典學者,他這樣說可能有些誇張。但如果沒有腓尼基人的發明,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就成了無源之水,後來產生於希臘和中東地區的文化飛躍(即所謂的兩希文明)也就難以想像了。然而類似的說法是恰當的:近代科學的原則一經發現,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再也無需重複發現。在一些人眼中頗為詭異的後現代科學,不過是一系列的誤解而已,現在是個笑話,將來也只能是個笑話。

上帝知道我在受苦,失去自由的伽利略說。愛女佛吉尼亞(Virginia)為父親的遭遇擔驚受怕,竟於1634年離開人世,使他再次受到沉重的打擊。但他仍然致力於研究工作,寫下《兩門新科學》一書。霍金認為,此書較之《對話》更進一步成為現代物理學的開端。從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到《兩門新科學》的物理學,這是一個充滿艱辛曲折、堪與《奧德賽》史詩相媲美的歷程。1637年在做出最後一項天文學發現後,他即雙目失明,曾經被他用望遠鏡擴展了近1000倍的宇宙,現在又縮回到他那狹小、黑暗、無助的軀體中。他於1642年1月8日離開人世,死前幾個月耳朵全聾了。一位地位顯貴的朋友想把他的葬禮辦得隆重些,但在教皇的壓力下,只得作罷。

很多傑出的人物死後備享哀榮,有的甚至受到敵人的尊重,名動全歐的伽利略卻在屈辱之中死去,沒有另一個格里爾帕策在他的墓前發表演說,沒有另一個柏拉圖為他撰寫申辯辭,沒有另一個馬塞勒斯(M. Claudius Marcelus)為他立一塊刻著圓柱和內切球的墓碑,儘管他是完全可以與貝多芬、蘇格拉底、阿基米德相提並論的人物。這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義大利的不幸。對伽利略審判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義大利很快就喪失了科學上的領先地位。昔日的羅馬人經過無數次的血戰才得以跨過支配世界的門檻,而在世界史走向近代史的關鍵時刻,兩起令人震驚的審判事件─另一起是對布魯諾的審判─就使得亞平寧半島喪失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無限活力。在這片神奇的長靴形土地上,再也沒有出現過一位巨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達到湯瑪斯•阿奎那水準的神學家也沒有了。禁錮思想是容易的,但代價是高昂的。

到了「科學家成為隱蔽統治者」的20世紀,伴隨著原子彈蘑菇雲的不祥升起,伽利略的形象在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筆下被不恰當地矮化了,且背負起了原罪的十字架。歷史上的伽利略的確發誓背棄過。當他穿著懺悔者的白色衣衫在宗教法庭的法官面前下跪時,也未曾如傳說中表現的那樣,喃喃自語過「可它還是動的」。那一刻,他的確背棄了他所發現的真理。但是,有誰可以譴責伽利略的軟弱呢?在偌大的人世間,誰有這個資格呢?那位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的哲學家有這個資格,像商人般精明的布萊希特則不配。

然而有一個小人物還是隱蔽地道出了時代的心聲。此人是紅衣主教巴貝裏尼(Francesco Barbarini,教皇烏爾班八世的侄子,十位紅衣主教中有三位沒有在伽利略的判決書上簽字,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的管家,既不會妙手著文章,也未能認清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就在伽利略被草草下葬之際,他在給一位佛羅倫斯朋友的信中,用小小的26個字母的組合質樸地寫道:

今天傳來了伽利略去世的噩耗,這噩耗不僅會傳到佛羅倫斯,而且會傳遍整個世界。這位天才人物給我們這個世紀增添的光彩,幾乎是所有其他平庸哲學家無法比擬的。現在,嫉妒平息了,這位智者的偉大開始為人們所知,他的精神將引導著子孫後代去追求真理。

同年耶誕節的清晨,在英國林肯郡的一個小村莊,一個無比瘦弱的早產兒誕生了,在場的人幾乎無人相信他會活下來。這個孩子名叫伊薩克•牛頓。「斯年恰逢伽利略逝世……我決非第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毫無疑問,也決非最後一個。」一位傳記作者(韋斯特福爾,Richard Westfal)如是說,竭力克制自己,不去寫下「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種天意」一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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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伽利略的眼光”

  1. ...... Jade Says:

    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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